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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上城市遭遇垃圾围城破解困局关键是全民参与

2019/08/16 来源:红河信息港

导读

有数据显示,全国城市垃圾堆存累计侵占土地75万亩,三分之一以上城市遭遇 垃圾围城 。但新华社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垃圾围城问题远远超乎人们的想象

有数据显示,全国城市垃圾堆存累计侵占土地75万亩,三分之一以上城市遭遇 垃圾围城 。但新华社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垃圾围城问题远远超乎人们的想象

【原标题:垃圾围城忧思录】

现状:无处安放的垃圾

天子岭垃圾填埋场,是杭州的大型垃圾填埋场所。1991年投入使用时标高为 0米,20多年过后,占地1840亩的填埋场如今标高已达102米,而165米就是上限,预计使用寿命已不足6年。

巍巍天子岭 式的局面,是各大城市普遍面临的问题。作为目前国内为传统也为主流的垃圾处理方式 填埋,即将遭遇无处可埋的困境。

北神树垃圾填埋场,位于北京东郊三区交界处。1997年投入使用,设计日处理垃圾能力980吨,设计使用寿命1 年。然而直到今天,每天还有超过千吨来自北京中心城区的垃圾运到这里。

超期使用 年多,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北神树垃圾填埋场第四任场长陈鹏说。由于新建垃圾处理设施的进度慢,导致这座原本计划在北京奥运会后就应正式封停的垃圾填埋场不得不超期服役,为此甚至不得不毁掉原先的绿化带,以作为新的垃圾堆放地

同样的问题在全国各大城市普遍存在。北京,日产垃圾1.8万吨;上海,日产垃圾1.9万吨;广州,日产垃圾1.8万吨 如此庞大的数量,足以让任何垃圾填埋场很快就成为垃圾山。广州市城管委主任、城管执法局局长危伟汉说,如果还是走填埋的老路, 年以后,(广州)垃圾将无处可埋。

记者调查发现,更隐性也更严重的问题是,由于过去对垃圾无害化处理的认识不到位,许多垃圾填埋场,不仅成为让周边居民不敢开窗的臭气来源,更成为次生污染的发源地。

记者在南方某市一座垃圾填埋场附近看到:简单的垃圾渗滤液处理装置,在大雨天里形同虚设,雨水迅速混合着黑臭的污水冲向下游村庄。

周边的村民说,这些年来深受污染所害,曾经的鱼米之乡如今耕地绝收,种出来的香蕉是黑心的,稻米的米粒是黄色的,耕牛喝了河水以后纷纷死去,村里得呼吸道、肠胃疾病的比例明显增加,根本不敢让孩子们到河边嬉戏。

垃圾围城不是伪命题。 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局长陆月星说, 现阶段中国的垃圾围城,一方面体现在生活垃圾产生和管理的整个过程没有形成科学有效的体系,另一方面是指垃圾如果不经过无害化处理,就会对环境造成二次污染。 困局:垃圾处置四处碰壁

这是一组令人尴尬的数据:当各级地方政府总能克服各种困难完成主要经济指标之时,与垃圾处理有关的目标却往往落空。

早在2007年,杭州就曾提出到2011年主城区垃圾焚烧率达到50%以上,但实际情况是从2007年到2011年,主城区的垃圾焚烧处理率仅从 2.19%提升到 5.8 %,一年提升的指数不到一个百分点。

在更早之前的2000年,当时的建设部就曾确定北京、上海、南京、杭州、桂林、广州、深圳、厦门为 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 。但1 年过后,试点仍在持续,垃圾分类的进展步伐堪比蜗牛。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由于垃圾填埋会造成占地多、污染重、危害大、处置周期长等各种问题,因此,当前国内各大城市纷纷注意发展垃圾焚烧厂和餐厨垃圾生化处理厂。

在广州,从201 年底到2014年上半年有五大垃圾焚烧项目密集开工,以实现到2017年原生垃圾 零填埋 目标。在上海,随着老港再生能源利用中心一期和郊区一系列垃圾焚烧厂的运行投产,到 十二五 末垃圾无害化处理将由填埋为主转变为以焚烧为主。

减量化是垃圾焚烧厂为立竿见影的效果。北京市朝阳循环经济产业园管理中心书记郭团会告诉记者,在2008年焚烧厂运营之前,每天这里要填 000吨原生垃圾,而通过垃圾焚烧,这里每天只要填埋100多吨焚烧过的炉渣。

减少垃圾渗滤液的二次污染,以及垃圾焚烧发电后带来的经济效益,也是各大城市纷纷选择垃圾焚烧的重要原因。

但在垃圾焚烧厂纷纷上马的同时,由此产生的争论、纠纷甚至冲突,也从来没有停止过。

数年前曾规划兴建5个垃圾焚烧厂的北京,就因为阿苏卫项目遭到周边居民强烈抵制,至今只建成了一座垃圾焚烧厂。

在广州,尽管李坑垃圾焚烧厂的排放标准已达到欧盟水平,但驻厂的村民监督办公室副组长范燕芬和周围村民仍然不满意。 每晚12点上百辆垃圾车排队进厂卸料时,老百姓根本不敢开窗。

如果说居民抵制垃圾焚烧厂的主要原因是担心二噁英,那么恶臭则是许多民众抵制餐厨垃圾生化处理厂的主要原因。

201 年夏天,一则关于 上海垃圾处理厂臭气熏天,江苏群众屡次交涉无果 的消息在网上引发关注。受到抱怨的,正是采取堆肥发酵工艺、处理餐厨垃圾的国清垃圾厂。

江苏省昆山市千灯镇新泾村村民王志艳说,村子离垃圾厂就一河之隔,碰到刮风或高温季节,味道令人作呕。

为了缓解周边居民的情绪,在当地政府的要求和监管下,国清垃圾厂已采取整改措施。

一个个为解决民生后顾之忧而建的垃圾焚烧厂、垃圾生化处理厂,却在各地普遍遭遇尴尬。在建设资金逐渐充实、技术手段日益成熟的今天,人人都离不开、但人人都不想要的 邻避效应 ,已经成为破解当前垃圾围城困局的障碍。

出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每天下午5点,上海市闵行区古美街道古美三村的居民们都会走出家门,在社区志愿者的指导下,将过去一天积累的垃圾分为干湿两类,分别丢弃到两个垃圾桶中。之后,再由该村的保洁员对这些分类垃圾进行二次分拣。将纸板、金属、玻璃、塑料袋、废旧电池等从干垃圾中拣出,将饭盒、塑料餐具等从湿垃圾中拣出。

经过二次分拣的垃圾,由环卫公司派车上门进行分类收集,中转后分别转往垃圾焚烧厂和餐厨垃圾生活处理厂实现末端处置。

古美街道办事处主任徐知告诉记者,尽管推进相当艰难,但以 二次分拣 为特色的垃圾分类 古美模式 还是取得了明显实效:人均生活垃圾末端处理量连续两年下降,目前已低于上海全市平均水平。仅去年一年节约的垃圾清运成本就达到11 万元,为今后持续发展创造了条件。

古美的试点,只是全社会向垃圾围城宣战的一个缩影。全社会各界各负其责,是破解垃圾围城困局的出路。

首先,政府责无旁贷。这不仅意味着政府要将更多的公共财政资金投向垃圾处置,要以更严谨的态度和更负责任的决策来制定相关政策法规、布局垃圾处置设施,更要求政府铁腕治理垃圾处理问题,把相关政策措施真正落到实处。

其次,企业要更加有所作为。 循环经济上市股 格林美董事长许开华介绍说,一块手机电池,可污染5吨水体或者0.5平方米土壤,而其含有的锂属于稀有金属。手机电路板更有千分之三的黄金,含量远超一般的金矿。 资源有限、循环无限,只有充分开采垃圾这座 城市矿山 ,才能点亮美丽中国 。

第三,也需要民间组织的蓬勃发展和参与。 宜居广州生态环境保护中心 是一家环保民间组织,日前这家NGO给广州 0多个政府部门发函了解该单位的垃圾分类情况,得到了包括市公安局在内的9家单位回复。该组织总干事说: 环保公益组织,一方面要教育民众,另一方面要协助和监督政府。

终也是关键的是全民参与。上海市浦东新区环境保护和市容卫生管理局局长曹亚中介绍,在垃圾分类方面,退休老年人做得比青年白领要好,老旧小区做得要比小区好。 这说明,垃圾分类与居民文化程度、收入高低没有必然联系,关键还是意识是否到位。

在拥有1 亿人的世界人口大国,在城镇化率已过50%并还将继续增长的发展中大国,破解垃圾围城困局,刚刚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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